[64]如《行政许可法》第4条规定了作出行政许可决定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这类事项所需的时间不计入办理期间;《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他把中国式的现代化解释为一种实事求是的判断，认为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1978年宪法已体现出现代化话语的初步转型。可以说，现行宪法第1条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提供了规范依据，也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现代社会，宪法规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合宪性与正当性基础，而对现代化实践之合宪性与正当性的评价也要回归宪法文本。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不同类型的理论范式与理论体系，它们都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学理支撑。

宪法第23条在规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时，使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述。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关于如何理解宪法中国家任务与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关系，邓小平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应当做的三件大事时曾指出：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现代化实践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明确了现代化国家建设与法治的关系，凸显了法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与重要作用。这些在我国宪法中都存在相应的规范依据与制度形态。

虽然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话语主要集中在工业化领域，但它对于整个宪法体制的潜在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不难发现，《共同纲领》中的现代化话语，以人民经济国家工业化等为关键词。

（三）国家权力配置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这有赖于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在特定语境中，宪法确认国家曾经历的政治事实，使之具有特定的宪法意涵。国家目标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具有纲领性功能和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它指向中国宪法内置的历史叙事。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

基于此，对中国和中国式的理解不应限于局部领域，而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视角出发。就宪法而言，配置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最基本的两个方面，而宪法的全面实施，则是对这两个方面的制度保障。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意味着，基本权利的行使必须与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基本权利取得某种平衡。

其中，第19条至第22条连续使用了国家发展......事业的规范表述，涉及教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育、文学艺术、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等诸多事业，规定了国家应为精神文明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写入宪法序言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于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宪法规范体系。

1954年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继承了《共同纲领》的使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共同纲领》设想的国家建设方案有所调整，同时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为国家发展目标。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对现代化的表述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序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4条等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第2条和第111条等规定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第31条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制度等。唯有如此，才能为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提供确定性与合理预期。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四个现代化这一表述写入宪法并保持稳定的规范形态，为现行宪法谋划国家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大会就政府工作报告所作的决议也指出：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正是宪法所确认的初级阶段，为作为国家根本任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规范内的时空背景，而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框架下存在和发展的概念。从1979年3月到1987年4月，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围绕中国式的现代化反复进行论述，并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形成了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

解释技术层面的争论已经十分丰富，域外学者的讨论也已触及宪法学人与历史学人的分工问题。总之，1954年宪法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过渡性宪法，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目标中主要的构成性要素。

这一修改被认为突出了经济建设，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清晰。第62条规定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的职权。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对国家现代化重点领域的概括。本文原载《法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3-21页。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就有高度关注，在擘画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时，就实行计划生育，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形成了一定共识。与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规范，可以追溯至《共同纲领》，但就精神文明作出相对体系化规定的还是现行宪法。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写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表述。该特辑发表的26篇论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与障碍是什么，二是中国现代化应采取何种方式、如何实现这种方式。

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共同纲领》第1条即规定：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也有学者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将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大推进发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由第一次产业革命推动。共同富裕要发展城市，关注城市低收入群体，更要关注农村。

例如，不了解《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制定时的历史环境，就无法理解何以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要理解和解释现行宪法文本，自然也要探究现行宪法文本形成之时，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存在何种政治共识。从不同的学术立场、研究范式、理论资源出发，围绕共同的宪法规范展开论辩，有助于寻找到宪法规范的最佳解释方案。

在这个意义上，现行宪法第1条中的社会主义原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共同富裕维度的核心规范依据，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少数人富裕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之一。1989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行政诉讼法，通过建立行政诉讼制度，规范和加强了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1975年宪法中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宪法对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具有消极防御的面向，也明确了国家的积极义务。

在宪法文本内部，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对应了完整的规范体系。考察宪法中现代化话语的出现与演变，有助于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脉络、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现行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其四，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与保障作用，需要建构并完善什么样的宪法理论。

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政治前提的宪法表述，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性与价值追求。当前的现代化实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加快速也更为深刻，宪法规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张关系前所未有。